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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电影粮食:老电影“粮食”

我们找到第31篇与老电影粮食:老电影“粮食”有关的信息,分别包括:

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老电影粮食:老电影“粮食”

电影《粮食》,是一部抗日战争题材故事片。北京电影制片1959年摄制。对这个片头非常熟悉,看到以后会感到十分亲切的人,都应该是年过半百了。 影片根据同名话剧改编,片中讲述的是我抗日根据地军民围绕粮食问题与日伪军展开的斗智斗勇的故事。本片导演魏荣,改编潘文展,摄影李文化。 这是李文化2011年撰写的回忆录,其辉煌坎坷的一生,是中国电影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饰演村长的张平是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之一,他还主演过许多电影:北大荒人、钢铁战士、停战以后…… 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于洋,在本片饰演团长。 安震江饰演四和尚,因表演出色,以致于他在别的电影出现的时候,大家还叫他四和尚。 葛存壮饰演日本小队长 方辉饰演伪军排长李德胜 保卫麦收的斗争取得最后的胜利。 “粮食”是我们这一代人记忆中的老电影,值得回味,比现在那些抗日神剧要真实好看。 1962年,中国“22大明星”的巨幅照片,在全国各地电影院悬挂以后,立即掀起了一股巨大的“追星”旋风;“22大明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是一组集体荣誉的群雕。周总理提出挂明星照片  1961年6月,周恩来总理约请夏衍、陈荒煤、于伶、司徒慧敏、崔嵬、田方及各地电影厂的厂长、编剧、导演和演员们等30多人,到中南海西花厅进行座谈。大家和总理围绕着文艺界、电影界在近期出现的一些好作品进行着轻松愉快的讨论。忽然,总理郑重地对大家说:“现在我们的电影院里,都挂着苏联的22个大明星,我们建国都已经12年了,为什么不能挂我们自己的明星照片呢?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明星嘛!夏衍同志,你考虑考虑。”这是周总理第一次提到有关电影明星的新概念和新问题。  几天后的7月1日是建党40周年,在一次座谈会中,有关评选中国电影界自己的明星一事,再次被周总理慎重地提起。由此,身为文化部副部长、主抓电影的夏衍备受鼓舞,迅速行动起来。周总理亲自倡议的优秀影片、优秀演员的群众参与评选的全国性活动,也就于1961年开始以《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选、投票形式,拉开了帷幕。  最后确定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赵丹、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孙道临、秦怡、王丹凤;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谢添、崔嵬、陈强、张平、于蓝、于洋、谢芳;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李亚林、张圆、庞学勤、金迪;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田华、王心刚、王晓棠;上海戏剧学院实验话剧团的祝希娟(后调任“上影”演员)等22人,他们被定名为“新中国人民演员”,俗称“22大明星”。大多数明星被照片吓了一跳,至于当时被评选上报和入选为“22大明星”的演员,在此之前,大都不知道这件事,而是后来在电影院里才意外吃惊地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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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找到第15篇与老电影粮食:再看老电影《芙蓉镇》有关的信息,分别包括:

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老电影粮食:再看老电影《芙蓉镇》

我认为,对今天的普通国民而言,认识广大人民群众在“文革”中扭曲的人性和生存状态,要比追究“文革”的历史责任、认识“文革”中政治人物的活动更为重要。因为“文化大革命”决不仅仅是领导人错误发动的一场错误的政治运动,更是在非理性的时代背景下全民族共同犯下深重历史罪行的十年。所以,在对“文革”的历史拷问中,“人民群众”这个概念不仅是不能缺席的被告,而且应该是重要的反思对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影界关于反省“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影视作品并不多,优秀作品更是凤毛麟角。虽然之前有《枫》、《活着》、《周恩来》等对文革历史具有反思性的电影,但都未能较为全面地反映“文革”中的人民大众的历史面貌。因而也难以引起社会有效的深层次反思。而1986年由谢晋导演执导的电影《芙蓉镇》,却在这方面获得了空前的成功。笔者不揣才拙,希望通过对本片的疏略评论,来对“文革”期间下层民众在政治高压下的反应及其原因,进行一点浅陋的探讨和解读。

电影《芙蓉镇》,是根据古华先生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首先,我认为编剧对电影起始时间和发生地点的选择,是有其独到之处的。故事始于1963年,即“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三年,而发生的地点就在今天湘西的芙蓉镇。我们或许认为,如果把镜头定格在“文革”高潮时的大城市,展现出来的历史内容会更丰富一些:那里有最激烈的“武斗”,有最全面的“夺权”,有最密集的政治宣传。但编剧却反其道而行之,把焦点放在了穷乡僻壤的湘西水镇;因为电影要展示的,不是中南海里的权力派系斗争,也不是激烈的红卫兵运动,而是最纯朴的中国人民在这样的非理性时代里发生的人性裂变;所以,如果让故事开始于一个社会和谐、民风淳朴的乡镇,再通过描述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带来的人的变化,对主题的呈现会更加深刻,艺术震撼力也更强。

那么这种变化如何,又是怎样出现的呢?笔者希望从电影中各个主要人物命运变化和思想变化入手,来对“文革”期间人民群众的几种典型的人格进行分析。

李国香:拿棍子的真左派

电影中的李国香是一个被塑造得很成功也很真实的人物形象。首先,她在“文革”前和“文革”中整胡玉音,带有公报私仇的因素:一来是李国香在国营饮食部门工作,看不惯胡玉音的街边小摊档生意兴隆、客似云来。二来,李国香待嫁多年,暗恋公社里管粮食的谷燕山(老谷),而谷燕山对她十分冷淡,相反对胡玉音夫妻和他们的小摊档却十分热情,这让李国香大为不快。尤其在她质疑胡玉音的营业执照时,谷燕山公开偏袒胡玉音,而在群众会议上谈到“有人(胡玉音)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时,谷燕山又不合作,故意让她下不了台。李国香于是把自己在人情纠纷中吃的亏全部算在了胡玉音的账上。

其次,李国香又是一个激进的左派干部,是一个坚定的“文革”拥护者。她对人的成分问题、阶级立场问题十分敏感,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大谈革命路线问题吓人。例如对待被处分的黎满庚和谷燕山时,就是剿抚并用、软硬兼施,让自己站在道德和舆论的制高点上发号施令的。

而值得注意的是,李国香在文革初期被打到过一次。当时大字报公开宣称李国香是“假左派”、“破鞋”。李国香被红卫兵推推搡搡地进行批斗,还被勒令站在大雨里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秦书田、“富农婆”胡玉音一起罚站。李国香在红卫兵面前有口难辩,却以依然出口大骂秦书田是“反动右派”,并提出不愿意与“右派分子”站在一起。秦书田出于好心为她着想,她不但不领情还继续辱骂,秦书田无奈之下只好说了句:“你,也是人!”李国香一时为之愕然,但一旦平反复职,她却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富有人情味,工作作风依然冷酷无情。她先是以“杀工作组”的罪名,把胡玉音的丈夫黎桂桂迫害致死,在得知秦书田和胡玉音的男女关系后又从中作梗,让秦书田被判处了十年有期徒刑。

我认为,李国香这个角色并不是被逼着拿起棍子打人的“假左派”,而是“文革”中“真左派”的典型,只认阶级成分不认人,一切唯“革命路线”和“最高指示”是视。是“文革”时期干部中的生力军之一。

王秋赦:“文革”中的阿Q

而影片中的另一个整人者——王秋赦的经历,则完全是“文革”这一非理性时代里的荒诞闹剧。

王秋赦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又好吃懒做,家中一贫如洗,到处蹭吃蹭喝,在镇上负责敲锣打鼓通知群众参加运动。但是由于王秋赦在阶级成分上属于雇农,“文革”开始后竟然因此做了芙蓉镇的党委书记(王支书),与李国香一起成了“指导”群众运动的领导人物。

王秋赦的人格,说白了其实就是高喊“革了那伙妈妈们的命”的阿Q。除了通过“搞运动”可以让自己衣食无忧、发号施令之外,他完全不明白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更不知“革命”为何物,“运动了”是他的口头禅。头脑简单的他对黎满庚说的话立充分表现了他的革命观:“你不懂运动……运动好啊……等将来我当了县委书记,我提拔你当镇上的支书,我来视察的时候你可别糊弄我!芙蓉镇有哪些吃什儿、有哪些特产我清楚。”和阿Q一样,王秋赦是把革命当成发财门路的无德无能之辈,“文革”前听李国香说要重新划分成分,他问的第一句话就是“是不是要分各家各户的财产?”王秋赦上台后便打着“革命”旗号随心所欲地下下命令,一切以个人喜好为标准,当秦书田申请和胡玉音结婚的时候,他一怒之下竟命令秦书田写“白对联”:“两个狗男女,一对黑夫妻”,横批“鬼窝”,以示侮辱。

王秋赦又是一个可怜虫,“文革”之前活得懒懒散散、一无是处,“文革”中虽曾风光一时却又迷迷糊糊,“文革”结束后重新一无所有,结果精神崩溃成了疯子,一天到晚在街上敲锣打鼓地喊“运动了”。王秋赦的结局是编剧精心安排的讽刺,就像文革结束后王秋赦搭建在水里的木房子轰然坍塌了一样,王秋赦的迷梦和“革命理想”也如泡影般幻灭了,只剩下一句“运动了”成了王秋赦对“先前阔”的回忆和纪念。

王秋赦无德无能,不能为善,但能力有限,亦未能做出什么大恶。总的来看,王秋赦是那个以阶级成分为价值评判标准的时代最荒诞的产物之一。这种荒诞现象的出现不仅是因为“文革”的极端和激进,更是由于中国人潜意识里的血统思想。“文革”中盛传一句话:“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深刻地反映出了王秋赦这一闹剧的社会根源。

黎满庚:沉默与妥协的大多数

黎满庚这个角色无疑是一个庸人和精神上的弱者,他在影片中的经历是精神弱者不断地向时代潮流妥协的典型。

黎满庚和胡玉音本来是初恋情人,早在“文革”之前就已经恋爱。但由于胡玉音是“开客栈老板的女儿”,属于“剥削阶级”,而黎满庚却是一名党员,黎、胡二人的婚姻遭到了党组织的阻挠。黎满庚为了保住自己的党籍,对时代潮流和自己的命运做出了第一次妥协,即放弃了和胡玉音的婚姻,这个决定让他后悔了一辈子。

黎满更的第二次妥协便是把那1500块钱上交“工作组”。由于胡玉音害怕被李国香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剥削阶级,于是把自己与丈夫通过卖米豆腐赚来的1500块钱交予黎满庚保管。黎满庚的妻子得知后大吵大闹,逼着他把钱上交“工作组”,黎满庚在做出激烈的心理斗争之后把钱交了上去,也就直接害了胡玉音。作出决定前,黎满庚极度痛苦地说出了弱者的呻吟:“老天爷啊!这世上你不宰我我不宰你,就活不下去!”这句话确实说出了当时社会的现实。

黎满庚的第三次妥协是在文革中与干妹子胡玉音“划清界线”。电影中老谷(谷燕山)在喝酒时大骂黎满庚“没良心。”黎满庚才哭着道出原委:“我没办法呀,他们逼了我两天两夜,又是在党组织面前,要开除我。我要跟着党!我有老婆,我有孩子——你死我活呀!其实提到玉音妹子我的心就疼!”这一段拍摄得十分真实。“文革”中,出于“阶级立场”而“划清界线”,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甚至相互陷害的例子不胜枚举,更何况是干哥哥和干妹子。黎满庚先是因为那1500块钱和“屁股坐到哪一边去了”的问题,被派到县里“反省学习”,“文革”初期被打成“右派”,后来又当了王秋赦的秘书,才算保住了一家上下的生活。

我认为,黎满庚这一角色最能代表“文革”中社会大多数人的典型。首先,黎满庚决不是坏人。他既没有李国香对“文化大革命”的那种热情,也没有李国香那种公报私仇的兴趣和必要,更不像王秋赦那样在“运动”中陶然自得、醉生梦死。正如谷燕山说的那样:“你的心还没有全黑,还有点良心。”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精神上的弱者:面对时代和历史的潮流,不敢挺身而出去反抗,或是为了自身的名节与前途,或是为了一家上下的安危,他只能违心、从众地一次次妥协,成为“文革”的傀儡和工具。所以,他虽未遭受大的政治冲击,却是一个悲剧的人物。我认为,“文革”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精神弱者的妥协史。正是这种社会性的普遍妥协,不仅没能在民间产生有效抵制“文革”的力量,反而让善良的庸人不自觉地集体犯下了历史罪行——哪怕仅仅是被逼无奈的众口一词,哪怕仅仅是为求自保的作壁上观。

谷燕山:不甘堕落的愤世者

如果说影片中还有保持着崇高、善良、直率的伟大人格的角色,我认为首先应数谷燕山(老谷)。

老谷是退伍军人,又是公社粮站主任,他在“文革”中被李国香抓住的唯一把柄就是:从1961年下半年开始,他在担任粮站主任期间的“两年零九个月之内,卖给胡玉音一万一千八百八十斤大米”做米豆腐。成了勾结“新生的资产阶级”进行经济剥削的“帮凶”。其实老谷卖给胡玉音的都是“碎米骨头”,也就是泥沙大小的米渣子,乡下人都拿去喂猪。但李国香言之灼灼:“人家拿去喂猪还是贡献国家,搞社会主义革命”,“ 胡玉音、秦书田、老谷,黎满庚在政治、经济、思想上纠缠不清,党内党外互相勾结,左右了芙蓉镇的政治经济,是一个‘社会存在’,实际上就是一个‘小集团’!”谷燕山马上声称自己没有收过一分钱的好处,李国香不依不饶,“虽然一分钱没收过,但是一个单身男人,总该有单身男人的收益……”捕风捉影地施加给老谷与胡玉音“乱搞男女关系”的生活作风罪名。这种利用“莫须有”的卑劣手段来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现象在文革中屡见不鲜。老谷遭受侮辱,极端气愤,因为李国香不知道,老谷在解放战争中下体曾负重伤,并因此失去了性能力。

在胡玉音被打倒之后,谷燕山被勒令检讨,一天到晚借酒消愁。但在“文革”中,他从未说过违心的话或做过违心的事,更没有落井下石地陷害过任何人。他是一个时刻保持自己伟大人格的勇者。在胡玉音和秦书田结婚的晚上来送礼喝喜酒,秦书田被判十年监禁而胡玉音临盆待产的时候,他又前后帮忙。我认为,谷燕山这一角色,代表的是“文革”时代人民群众之中少数保持了正直的人物。面对“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举世皆浊而我独清”的社会现实,他们不甘心人格的堕落,坚守道德立场,是可敬可佩的。

胡玉音:与祥林嫂的命运擦肩而过

电影的女主角胡玉音这个角色,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村妇女的形象,而且在故事开始不久就带上了悲剧的色彩。老实说,如果不是因为秦书田的出现,胡玉音很可能会像祥林嫂那样,让悲剧和不幸笼罩自己的一生,甚至在“文革”开始不久可能就已死去。

胡玉音无疑是“文革”中最悲惨的受害者之一: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家业毁于一旦,丈夫黎桂桂被迫害死,自己被打成“新生资产阶级”和“富农婆”,被迫在芙蓉镇上扫街。作为一个农村妇女,她在“文革”中承受着最难以承受的苦楚:怨恨、孤寂、侮辱、自责、冷漠,而这一切都是以一百十度的大转弯出现的:在她被打成“富农”之前,她不但生意兴隆,而且人缘极好。可是一旦被打倒,人人都装作不认识她;于是,这个刚蒙受丧夫与毁家之痛的女人马上被整个社会所孤立,政治上的冲击和压力接踵而来,她就是这样活过了文革最初的几年。直到秦书田走进她的生活。

秦书田在“文革”开始之前的“反右” 斗争中就已被划为“右派”,属于“黑五类”。他和胡玉音一起扫街,结果日久生情,结成了夫妻,还怀上了孩子。胡玉音就是和秦书田一起,才找到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但好景不长,在李国香的左右之下,秦书田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已有孕在身的胡玉音不得不再次忍受生离死别之痛,直到1979年她和秦书田被平反昭雪。

平反之后,政府决定归还胡玉音的新房和1500块钱,当她得知自己得到了平反之后,她竭斯底里地吼出了自己心底积压了十余年的悲愤:“你们还我的男人!”这是暴风雨过去后受害者对历史压迫的强烈控诉。

总的来看,胡玉音算是“文革”受害者中的幸运儿,遭受了众多波劫,最后还是摆脱了祥林嫂的命运,一家三口大团圆结局。

秦书田:暴风雨里的哲学家

我认为,秦书田这个角色的创作是编剧对影片主题的升华。从他在影片中表现出来的生命哲学看,他并不像是这个穷乡僻壤可以培养得出来的知识分子。他原来是搞音乐文化的高级知识分子,还是县里的文化馆馆长。按照李国香说法:“(秦书田)1957年借搜集民歌、编反封建的歌剧为名,向党和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是罪行严重的右派分子,被开除回乡监督劳动改造。”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秦书田对“文革”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他在文革中虽然活得艰难,但也活得轻松。他是始终以乐观向上的态度来对待命运和社会的。

他和胡玉音一起扫街;胡玉音患了重感冒,秦书田专门前去照顾她的生活,临走时说了一句:“这个时候,只有咱们自己看重自己了。”这样的诚恳和善良,让胡玉音接受了他,并萌发了爱情。从某种程度上说,秦书田相当于给了胡玉音第二次生命。两个本来并无相干的受害者,在非理性时代的暴风雨里相互照顾,成了风雨同舟的爱人。我一直把秦书田当成一个“暴风雨里的哲学家”,任凭命运的风雨无情吹打,却仍然深深地热爱自己的生命和身边的人。为了和胡玉音名正言顺地结婚,他跑去向王秋赦求情,在贴那副“两个狗男女;一对黑夫妻”的白对联和“鬼窝”的横批时,他的神情是幸福和陶醉的,丝毫不顾旁观者议论纷纷,也不管什么吉不吉利。这样的生命状态体现出的是一个有涵养的知识分子豁达大度的生命哲学。当李国香从中作梗,秦书田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时,他悄悄对胡玉音说:“活下去,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正是这样的精神鼓励和腹中待产的孩子,让胡玉音撑到了“文革”的结束。

同时,秦书田又是一个宽容的、看淡了恩怨情仇的人。平反释放后,他在回乡的路上遇到了风光不再的李国香,但他并没有施以暴力报复或出口伤人。秦书田对李国香说:“安安静静地成个家,学着过年老百姓的日子,别总想着跟他们过不去。他们的日子,也容易也不容易啊!”相逢一笑泯恩仇,体现出的是秦书田这一角色人性深处的伟大。又如对待“文革”后变得疯疯癫癫的王秋赦,秦书田还让胡玉音给了他两碗米豆腐:“咱不差这两碗”。电影结尾,秦书田看着王秋赦的背影对众人说的那句话是发人深省的:“世道不变,要是不防着点,他说的兴许是道理。”体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清醒认识。

影片《芙蓉镇》从湘西的一个水镇入手,把历史的镜头浓缩在南中国的一个乡村角落里,通过对几个主要人物在“文革”中命运起伏的描述,给我们展示了“文革”十年中,中国大地上人民群众普遍的众生相。寓意深刻、发人深省。

“文革”是政治运动,也是群众运动。在这个沸腾的非理性时代里,中国传统社会机制的糟粕、人性深处的丑恶都表现得尤为突出、极端。一名德国学者曾不解地问:“为什么短短几十年间,东西方两大最优秀的民族(中华民族与德意志民族)都做出了如此不理性的事情(发动二战与发动‘文革’)?”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单从政治体制和革命路线的角度探讨是不够的,而必须对“人民群众”这个概念进行历史的拷问和反思,才能汲取历史的教训。电影《芙蓉镇》中,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武斗打人的场景,连红卫兵也只出现了一次。编剧故意对这些历史印记进行了淡化,并趁机冷静地突出了人与人之间的内心独白。其实,即使是“文革”这个概念,在电影中也已被淡化了,影片要呈现的,只是绝望年代里赤裸裸的人性。这样的人性,同样可以发生在任何非理性的时代。

“文化大革命”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人整人”。“文革”时代的中国,是被放大了的芙蓉镇;而“文革”中芙蓉镇的各色人等,又对应着人民群众中的各种人格典型。人民群众无疑是伟大的历史创造者,但这并不代表人民群众就永远是无罪的看客和受害者。“文革”的罪行,是全民族一起犯下的,“文革”的毒素,还在全民族的血液里蔓延。因此,对“文革”反思,理应体现为全民族对自身共同的反省和忏悔,体现为新时代对人的生命与尊严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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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找到第147篇与武侠老电影:这二十年,我们目睹了一场武侠电影的大倒退有关的信息,分别包括:

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武侠老电影:这二十年,我们目睹了一场武侠电影的大倒退

来源:微信公号“六神磊磊读金庸”

文/六神磊磊





2000年的时候,你要说武侠电影这东西快不行了,鬼都不信。

我当时也不信。

那一年,《卧虎藏龙》风头正劲,一路拿奖。“中国风”的武侠好像到了一个光辉的高点。

记得当时国人也很振奋,觉得与有荣焉。

金球奖的颁奖礼上,发到导演奖时,李安就上台去把准备的词儿都用完了。他没想到会有这个奖。等到又拿外语片奖时,已经没了词。一个制片赶紧递来张皱巴巴的纸条,让他上去念。

放在当时,谁信武侠片要不行了呢。

《卧虎藏龙》的结尾,是玉娇龙跳崖。为了让她跳得合情合理,李安编了一套鬼话:“如果谁敢从那个山上跳下去,天神就会满足他一个愿望。心诚则灵。”

想不到真跳了崖的不是玉娇龙,是我们的武侠电影。我们的导演们信了李安的鬼话,《英雄》啊,《十面埋伏》啊,《夜宴》啊,一个接一个地裤衩裤衩往下跳。啊哈天神会满足我们的愿望的,跳下去,我们会拿大奖。



这二十年,武侠片经历了一场大的倒退。

怎么倒退了呢?第一是没有想象力了,第二可能更重要,是没有思想性了。这个大倒退,主要是思想性上的倒退。

你拿最近十几年、二十年的武侠片,去对比一下90年代的《新龙门客栈》《笑傲江湖》《东邪西毒》《黄飞鸿》《方世玉》《双旗镇刀客》《飞侠阿达》,你会觉得好像总是差了一点什么,似乎有一种什么东西消失了。

外表上大家都是一样的光鲜,甚至打扮包装得更好了,可就是觉得有差距。

这种差距,像是杨逍和宋青书的差距,胡一刀和田归农的差距,它不是差在面子上的,而是骨子里的,是思想性上的。

你看《黄飞鸿》系列和《英雄》,隔了10年。一个是1991年开始拍的,一个是2002年拍的。

《黄飞鸿》的思想水平,至少是一个大学生该有的历史观。《英雄》体现的思想水平,是一个初中生水平的历史观。

今天回头来看几部《黄飞鸿》,是很让人惊讶的,黄飞鸿不光是能打,不光是有强健的体魄,关键他还很有远见卓识。



他是个土包子,连woman和man也不懂,连i love you 也不会说。但是他开明,胸襟广阔,格局很大。



通过洋女朋友十三姨,他零距离接触到了蒸汽机、映画机,了解了泊来的先进工业文明。





就连黄飞鸿和十三姨的初吻,也是在蒸汽机的汽雾里完成的。



站在蒸汽机面前,黄飞鸿感到很震撼。他觉得光靠练武不能强国,中国需要改变。

今天,如果电影里一个大侠一脚踢烂洋玩意,对着镜头怒吼一声:“还是我们老祖宗的东西好!”观众可能会热烈鼓掌的。

可是人家90年代初的黄飞鸿电影都没有这么干,没有去一味讨好底层的民族主义情绪。

人家的气魄和野心更大,想去讲文明的对撞,讲时代的变局。

这个电影不是只去意淫一个超级能打的国人,而是去表现那些最有头脑的国人。

黄飞鸿很有现代的政治参与意识。他联合武术界上书总理大臣,反映民间私斗严重,请求叫停狮王争霸。



黄飞鸿的朋友,是孙文、陆皓东。自从在一个医学会议上结识后,他发现这些人更具救国远见,中国的未来得靠他们。

黄飞鸿的“无影脚”,踢了许多愚昧的国人,像电影里暗指义和拳的“白莲教”九宫真人这一路货。



历史上,他们借口杀洋人,其实为非作歹,残害的绝大多数是本国无辜同胞,老幼妇孺也不放过,还给国家拉了仇恨,招来外敌,酿成大祸。



电影里说他们“装神弄鬼”,“为了个泥公仔,连命都不要了!”





影片中,当陆皓东亲眼看到这些同胞那么迷信、愚昧时,几乎要崩溃了。他不知道这样的国人该怎么救。

看这个崩溃的眼神:



这是一种高贵的崩溃。

比如一个小女孩在影片里站出来说:我不怕你的洋枪,我有神功护体!这样的国民怎么救呢?

《狮王争霸》中,把满清统治者的愚蠢颟顸也讽刺了一下。比如慈禧说,千头雄狮可以吓“洋”人。



它讽刺的是历史上,清廷利用和纵容底层的无知暴徒烧杀抢掠,以为可以吓尿洋人,富国强民。

最后,黄飞鸿拿着“狮王”金牌说:不开民智,徒得双手双脚,又怎么会国富民强呢?



这是90年代初的功夫片的境界。

可是2002年的《英雄》呢?变成了:疯!大疯!大疯!

2008年的《叶问》呢?变成了“我要打十个!”



我们说到哪儿算哪儿,再说说《方世玉》。

方世玉强在那里呢?它的大主题原本没什么新意的,比较老套的反清复明而已。

这个电影真正立住了的主题,我觉得是家庭。



你看方世玉身边的人,都是一些政治动物。他老爸是政治动物,他干爹是政治动物,“红花会”里的那些弟兄都是政治动物,他的对手九门提督鄂尔多等不必说了也是政治动物。

可方世玉自己却不是政治动物。不管他同情哪边、支持哪边,他自始至终不是政治动物。

系列电影最后,陈家洛说他:“这么年轻就退出?太可惜了!”

为什么退得这么容易,云淡风轻?因为他从来不是政治动物。

在压得所有人喘不过气来的政治面前,在一群各式各样、各为其主的战狼中间,他一直保持了一份天真,一份顽童心态。

方世玉的老妈苗翠花也是一样的。方世玉去加盟红花会,她问老公:“老公你想清楚没有,真的让儿子加入黑社会啊?”

这种搞笑的背后,其实看出电影人的一很超脱、很睿智的立场,是智者才能有的笔触。现在的武侠片都拿捏不到这种感觉。

方世玉人生的最高宗旨,其实是家人。第一部电影他救爹,第二部电影他救妈,政治咱不大管也不大懂,但是你伤害我爹妈就不行。



像他对九门提督说的:“在我心目中,我爹是好人,所以我就打你”。

武侠片,本来都会刻意回避家庭话题的,因为很难讲得好。而且江湖中人一般家庭都不完整。

可《方世玉》里却有两个家庭完整的人,就是方世玉和雷老虎, “以德湖人”的那个。

他俩的家庭很不一样,一个是简单市民小家庭,一个是大家各怀异心的富豪家庭,可他俩对家人的爱都是很深的。



有一个细节:雷老虎本来很记恨方世玉,恨他害得自己家破人亡,宁愿淋大雨也死活不肯上方家人的船。

但他却在雨中大吼说:“你娘的,我只说自己不上你的船,我又没说我老婆、女儿不可以上你的船!”



当太太死了以后,雷老虎“小环”“小环”的悲呼,让人感动,印象深刻。



在一群没有家人、也不要家人的江湖草莽之中,他们对家人的爱和眷顾熠熠生光。

不要把“思想性”看得太复杂。这就是思想性。



最近二十年,功夫片失去了这种气质,变得腐臭。

在我们的科幻片已经仰望星斗的时候,在思索人类文明的前途的时候,在尝试对当代人类的伦理作极端叩问的时候,我们的武侠片却埋头在故纸堆里,埋头在无聊的宫斗里,在花瓶女明星的胸脯里。

而这种腐臭,最主要的就是价值观的腐臭,是一些东西不再轻灵,变得老化、浑浊的腐臭。

之前说到《英雄》,它的故事很蹩脚,那也算了,但真正的问题是历史观上的幼稚。它反人性,站不住。



你想象一下荆轲跑到秦王面前,大喊一声:老师说了,“秦统一六国是历史的进步”,然后咣当扔掉刀子到派出所自首。那一刻,荆轲胸前的红领巾更加鲜艳了。

所以我之前说这种历史观是初中生水平。

因为没有了思想性,所以现在的武侠片就用三招:

要么是用蹩脚的复古来代替思想性,要么是用华丽的画面来代替思想性,要么是用行为艺术来代替思想性。

比如《刺客聂隐娘》,以上三个都占齐了。



很佩服这些大师导演们,拥有了21世纪的先进手段,有那么多人为你服务,结果搞出来的东西会比古人的写荆轲、聂隐娘的原著故事难看那么多。

对了,顺便讲一句,很受不了一个电影猛吹:我再现了大汉!我再现了大唐!这是一场唐朝服饰的视听盛宴!

你一个电影,你的使命是再现大唐?要再现大唐你去拍纪录片好吧。

哪怕把唐明皇唐宪宗田季安都挖出来演电影,把唐朝的真家伙、真文物都穿上演,破故事还是破故事,没思想还是没思想。人家《新龙门客栈》再现了大明吗?



还有一个现象,这二十年来的武侠片里,宫廷的臭气正在侵染江湖。

有点儿费解:不知道为什么搞武侠电影的这么迷恋宫斗?一股宫里的厕所味儿。

凡是故事年代远一些的,基本就是宫斗、官斗。要么是东厂西厂,要么是瞎编几个朝廷部门,编几个官职名、宗室名,什么王爷、将军、捕快之类,一个个装成老谋深算的样子,玩一些傻乎乎的阴谋,一通乱斗。

皇帝斗后妃,后妃斗王爷,王爷斗将军,将军斗藩镇,藩镇斗捕快头,捕快头之间争风吃醋:小妹是我的小妹!

影片里,大家往往一上来就摆足官威,互相对着发狠,脑门顶着脑门,说一些很稚嫩的互相威胁的话,画风极像操场上的校园小霸王对峙。

小霸王对峙:



小霸王对峙:



能把故事编圆的,就算是不错的了,比如《绣春刀》。有的故事干脆都编不圆,比如《十面埋伏》《龙门飞甲》。

对比一下《新龙门客栈》和《龙门飞甲》,两个片一脉相承,都是明代龙门客栈的故事,主人公都是周淮安,剧情都是打死太监,看完你什么感受?

就是前者的江湖是真的,后者的江湖是假的。

前一个片子里的朝廷、阉党势力是遮遮掩掩的,很长时间里都只现出冰山一角,没有全部出场。

可是它却让人感觉很恐怖,压迫感非常大,让人窒息、绝望,就像大漠的风沙般似乎下一秒能会把你吞没。正义的力量摇摇欲坠,命存一线。

后一个片子里,朝廷、阉党势力全是实写,东厂西厂恨不得全体班子成员一开始都出来亮相。

东厂班子全体:



西厂班子全体: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

可他们却没有那种压迫感,没有那种黑云压城、风雨大至的感觉。陈坤演得其实不错,可是片子整体层次不行都白瞎。加上那些幼稚的假装成体制内狠人的台词,比如什么“一句话:东厂管得了的我要管,东厂管不了的我更要管”之类,越听越像校园操场小霸王。

而且,前一部片的场景很少,主要就是一个小小的客栈,所有故事都在这一个脏兮兮的大堂、几间房里发生。

可它就是让你感觉到江湖很大,人很复杂,风沙中夜雨里,数不尽的魑魅魍魉。

后者的场景很多很豪华,宫廷、水师、地宫啥都有,大户型,大尺度,第一个大长镜头扫过那么多战舰,我还以为要拍赤壁之战。

可你却偏偏感觉江湖很小,活像一个影视城,剧中人脱了戏服,没有一个是真侠客。

影片结尾,《新龙门客栈》里是张曼玉说:走!我们离开这个无情无义的地方。



它让你喟然慨叹,不胜唏嘘。

《龙门飞甲》的结尾呢?是一个宫廷阴谋:

我跟你讲哦:万贵妃被害死了!是毒死的!

并且故作神秘腔调,一副八卦口吻,好像在说:这个秘密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哦!



以上这是故事年代远一点的。如果是故事年代近一点的武侠片,特别是近现代的呢?就鼓动情绪,打鸡血。老祖宗的本事世界无敌。我要打十个。



是不是过去的武侠片部部都好?九十年代的港片、合拍片部部都好?那当然也不是。跟风的、无聊的、出BUG的也不少。

“你有大炮,我有神功”,二不二?也二。

我指的是整体的滑坡,是思想性的整体的倒退。

那么是不是武侠片都要去讲国家民族?都要揭批点什么才深刻?肯定也不是。

你也完全可以并不关注什么时代,不讲什么变革,只讲人自己的内心,讲压抑,讲苦闷,讲漂泊,讲逃亡,讲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

这也很好。题材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之分。并不是说讲拯救世界的就比讲一个少女内心的要高级。

可是特么你得有点深度,得传递点什么对不对,哪怕是一团耐琢磨的情绪也可以啊。

《双旗镇刀客》讲,哪怕是一颗野草,也不愿意被践踏。

《笑傲江湖》讲,人要过得舒展、自由、要有独立的意志,不要蝇营狗苟。

《风云再起》讲,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



武侠这种东西,你大节大义和小情小调都可以的。

怕就怕你无力观沧海,又无力笑红尘。

过去思考的深度现在达不到了,过去探讨的话题现在无力探讨了,江湖让位给了宫廷,在高级洗脚房一样的布景里,一群假侠客搞一点假恩仇,弄一点假爱恨,少数一流演员带一群二流演员演一个三流四流的故事。

特么把我们“武侠”两个字当芥末,都来蹭,都来蘸。用完了就倒。

这里写这些,不针对任何单独的影片和导演,这种倒退也并不是哪一个具体的人的责任。

只是想起李慕白说的:“我被一种寂灭的悲哀环绕,这悲哀超过了我能承受的极限!”

“有些事,我需要想想。”(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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